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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卡罗尔·哈洛：《全球行政法：原则与价值的追问》，徐霄飞译，毕洪海校，载《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期。

[英]卡罗尔·哈洛：《全球行政法：原则与价值的追问》，徐霄飞译，毕洪海校，载《清华法治论衡》2011年第1期。

作为抽象化的宪法主权秩序，作为公共资源的政治和司法权力，正被大量私人化的、封建化的势力袭取，乃至重新出现习惯法与身份法意义上的权利形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建国时期的特殊历史处境，也使其宪法基因中的去政治化因素持续发酵，乃至日后难以通过常规的司法政治来弥合宪法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持续增强的张力。

[49]可参见[葡]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的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432页。[48]同注4引书，第223页。这些自我运作的社会子系统的自发宪法化趋势，既不需要统一的、普遍的公法理论与语言，也不需要专事于社会涵括／包容生产并以民主语意为依归的现代政治系统[47]。当然，这些预设都建立在特殊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宪法体系之上，不同社会功能系统的运作被假定可以控制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通过公法与私法体系的国内法-国际法建制予以规范化安排，这构成二战之后由美国推动的内嵌性自由主义全球政治经济范式的基本假设，它也是战后美国宪法模式能够迅速得以全球扩展的内在动因。如果套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语言，这实际已经导致了民族国家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结构耦合的松弛化，不同社会系统的符码语言直接侵入到法律系统的符码运作，合宪／违宪的规范性考量可能被效率／非效率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解构。

司法平等原则可以避免法律争议的泛政治化，宗教自由原则可以避免宗教冲突的泛政治化，财产权保护原则可以避免经济冲突的泛政治化，它将大量棘手的社会问题排除在政治高压中心之外，从而防止泛政治化对政体带来的影响。如果说，罗斯福新政对于美国宪法的改造，是通过再分配维度来限制经济系统符码的破坏性扩张趋势，福利国家原则因此提供了对具有冲突性的权利诉求的同等权衡标准。[34]参见[德]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奠基人奥托·迈耶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代中文版序)》，载[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何意志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当然，广义行政行为概念之存在，与移植继受的行政行为效力论、错误和瑕疵/违法论、撤销废止论、付款论等，在我国传统上有严重的错位谬误。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认为前者使法学一变而为内容空虚的形式科学，忽视背景、资料、内容等的概念论理，有使法学成为概念游戏之虞。类似地，江利红在介绍日本行政法的行政过程论时，也提到传统形式法治主义只关注作为结果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轻忽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的适当性，故依法行政原则的实质化应该包括行为的合法性与过程的合法性。在我国，这个学术使命面临三大任务：1.更加成熟的体系化，即如何全面实现行政法学概念、原理、教义等的逻辑关联性、融贯性、统一性和整体性。

[27] 这个观点也没有对司法审查的结构提出崭新转变的设想。关于管理论，参见前引[52]，沈岿书，第104-143页。

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远超德国法、日本法上定位于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行政法总论教材，应该罗列、梳理并类型化行政法学研究的问题(例如法律适用/解释问题、政策和规则制定问题、制度设计问题等)和研究方法，指出各类问题、方法的特点。[42] 8.行政法追求以行政合乎立法为核心的形式法治，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形式理性要求，约束行政。前文所揭铃木义男关于概念法学、纯粹法学方法不宜适用于行政法分论的观点，已经对此有所反映。

第二，在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系统中，监控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管理者的绩效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更何况，许多行政法论者在提及管理者视野时，往往奉传统行政法的监控者立场和方法为立身之本。前者受麦克尔(A. Merkl)和凯尔森(H. Kelsen)等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在法学理论中排除一切目的论的以及社会学的见地，对国法规范意味的内容及其与时代思想精神的关系，都回避不予说明。(6)促进行政应责、胜任的政治责任 最后，传统行政法学体系的监督、救济、责任部分，自然需要对应公共行政和新行政法的变迁，进行相应的细节调整。

行政法学体系的转型，应该从已有的行政过程论学说汲取有益成果，对行政活动过程给予全方位的关切。关于新行政法的探讨，终极目标是在一般行政法或行政法总论层面上进行的。

如上所述，在专论场域，同时聚合监控者与管理者的目光，已经不是问题。不过，其未具体展开过程合法性的基本原则。

内生增长论基本延续这一思路。[52]而行政法学于80年代复兴之时，也有论者强调，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需要打破门户之见，将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紧密结合。（一）监控者：传统行政法的内在主角 前文已揭，本文所指传统行政法，系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渐趋成型的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体系。[4]不同见解较为集中的展现，参见罗豪才、王锡锌等：《新概念行政法研讨》，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3页。[75]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上、下)，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2期。只是有必要说明，这些活动形式并不能完全摆脱公法规制，否则，容易产生公法完全向私法逃遁的现象。

[36] 2.依循法治原则，以代议机关的立法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驯化规矩，行政权由此纳入合法/违法的二元符码约束体系之下，而这是法律系统有别于政治、宗教、道德系统的独有的符码体系，[37]行政法得以具备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二本高等院校统编教材——《行政法学》[31]——正式将行政诉讼制度专门作为一章写入其中。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形成初期的移植和本土再造，给后学者留下形式上容易学习、继承和发展的体系，却不无遗憾地隐藏了形式背后的立场和方法。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学体系化是两个不同的互动场域，前者的范围涵盖后者又远超后者，而后者又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基础。

[21]更可以考虑公共行政组织的形态与行政任务、政策目标的匹配、公共行政组织的效能等。第六章风险规制决策程序。

4.行政监督和救济法是关于对公共行政实施监督并对其合法或不法侵害的正当权益予以救济的法规范之集合。从理想类型的构建角度而言，一是需要努力将零星、散落的观点聚拢，二是需要对管理者视角予以提纯，剥离监控者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留下推至极端的印象。3.关于行政行为法 传统行政行为法对行政行为的类型化处理，主要是出于控制、规范的目的，以行为法律效力（对个人或组织权利义务的影响力）为关注焦点，针对不同类型行为的性质和特点，提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实体与程序要求。[73]参见前引[49]，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书，第16页。

在学理传统上，通常将行政法分为一般行政法(或行政法总论)和部门行政法(或特别行政法、行政法分论)。大陆法系行政法源起于法国，但德国行政法先驱奥托·迈耶在吸收法国行政法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创造了其影响力超越德国、波及法国、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行政法总论体系。

它们在政策形成、规则制定、制度设计等维度上有意义，但基本对政策、规则、制度不予审查或保持高度尊重的法官，也就不可能需要这些原则以及原则内含的、可实际操作的具体要求。以奥托·迈耶为首缔造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影响超越国界、至深至远。

而与这些原则类似的提法，却见于当代德国行政法教材，如目的性原则、节约原则、经济原则、效率原则、谨慎原则和专业原则等。中国行政法释义学体系的建构，仍应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甚至重心所在，这一点不应因‘新行政法的崛起而受到太大的冲击。

进入21世纪，统一规划的、成批的部门行政法教材已经不再出现，许多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部门行政法领域的专论问题。换言之，这个难题就是，监控者角色和管理者角色是否能够经过统一、综合而形成有机协调的整体，从而使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得以重塑，以适应公共行政以及相应法规范的变迁。当前零星存在的分论教材仍没有摆脱传统模式。摘要:  新行政法研究观点纷呈，但其进路大致上可归为内生增长论和结构转换论。

[41]关于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区别，参见张贤明：《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3.以尽可能中立公正的监督机制——特别是(但不限于)司法审查——保证代议机关的立法得到行政组织的遵守，确认合法、纠正违法。

[26]这基本是在原有框架内的拓展。再有，行政法若要有效执行其在社会、国家与经济上之调控任务，则行政法学必须引入自然科学、科技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

其选定行政行为作为基础概念，关注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及其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仍旧是希望藉由法的形式理性限制国家权力。注释: [1]关于理想类型的建构，马克斯·韦伯指出是通过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